工业革命以及其后的技术发展，使得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世界经济达到了空前繁荣的时代，同时，人类对环境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加强，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水、土地、生物乃至外层空间不断受到破坏。环境问题也相应超越国界，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即国际环境问题。而国际环境法作为环境法与国际法的边缘学科，可见其意义重大。
　　国际环境保护立法发展过程
　　有关环境保护的国内立法，早在中世纪时就在一些国家出现。但国际上保护环境的努力，直到二十世纪初才逐渐开始。最早的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野生物种的保护；另一方面就是界河和国际河流的渔业管理和水污染的防治，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美国和加拿大1909年签订的《美加界水条约》。
　　二战之后，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开始不断增多。其中1954年诞生的《国际防止海上油污公约》是最早的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公约。而《长程越界大气污染公约》是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于1979年签署的，1983年生效。该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关于大气污染的区域性公约，在控制酸雨污染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1982年12月在牙买加的蒙特哥湾通过的，我国于1982年12月10日签署，并于1996年6月7日批准加入该公约。为和平地利用核能，防止核能利用给人类带来危险，国际社会通过许多关于防止放射性和核污染方面的国际条约和公约，主要有1936年8月通过的《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1968年7月通过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86年《核材料实质保护公约》等等。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多项重要文件。这些宣言和公约最鲜明的一个特点在于把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强调发展对于国际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使得国际环境污染防治法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国际环境污染防治法的实施缺乏有效约束
　　国际环境法的实施与国家责任直接联系在一起，如果国家不履行甚至违反其依国际环境法所承担的义务，那么就得为之承担相应的国家责任。
　　同时，国际环境纠纷问题通常需要迅速的解决，纠纷的持续往往会给环境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环境纠纷本身常常包含不确定的科学和社会经济因素，他们不仅涉及到国家的主权权利，而且经常涉及到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这也是国际环境法的特殊属性的体现。
　　由于国际环境保护制度很多是通过框架公约加上实施公约的议定书而形成的。在这些制度中，有效力的规范常常会随着对环境现象的科学认识以及各国间合作的发展而有所变化，缔约国在发展这些规范是一般会考虑所有相关的因素，以便公正的平衡缔约国间的不同利益。通常，缔约国定期举行会议，各国有义务报告本国实施公约的情况，并相互进行审查。在这方面，非政府的环境保护组织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虽然不是国际环境法的主体，但其在国际环境法的实施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1989年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第七届成员国大会关于提高非洲象的保护等级的一场争论就是非政府组织影响环境条约实施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实施国际环境法的途径中有一种情况涉及到了比较复杂的国际法问题，即当国际不当行为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造成损害的时候，谁有权利或资格以全人类的名义对损害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的致害方提出权利要求的问题。
　　例如国际捕鲸委员会从1986年起禁止商业性捕鲸行为，但日本以科学研究为由来掩盖其商业企图，从1987年以来一直捕杀小须鲸，2005年7月份更是宣布增加捕杀计划。对此，国际社会一直表示强烈的抗议，国际捕鲸委员会、各环保组织虽然曾力图阻止日本的捕鲸作业，无奈缺乏这方面的法律规范，收效甚微。日本之所以多年来一直肆无忌惮，正是因为目前国际上尚没有对这种超出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损害的权利要求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大多数环境条约只是一般地要求按条约的条款解决争端，更有环境条约明文规定不适用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
　　国内环境法可以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而国际环境法则没有一个公认的国际权威或国际强制力来保证它的实施。目前，国际环境法尚未承认一国享有代表国际社会对损害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的国家提起类似于国内法中的集体诉讼的权利。这就使得像日本这样的一些为了本国利益而不顾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国家得以逍遥地进行破坏行为。无法定则无拘束，无法定则无保护。我们应当立即行动起来，在这方面完善立法，因为从保护全球环境的角度看，这项权利最终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其前提是，它必须是一项以国家主权原则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根据的平等的权利，而不是一项可以被少数国家用来限制别国的发展和为本国谋取私利的手段。
　　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已成为国际各国共同关心的焦点，是全球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和地区协调一致的努力和发展卓有成效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