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以来，马克思主义开始面临空前的挑战。然而以下三件事却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深思。第一件事是，2005年7月，英国广播公司进行了“谁是现今英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哲学家”的调查，马克思以27.93%的得票率荣登榜首，居于第二位的是大卫·休谟，得票率为12.6%。此次评选过程中，英国共产党的《晨报》一直保持着沉默，没有为马克思进行任何舆论宣传。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曾专门撰文，号召其读者把马克思从候选名单上拉下来，鼓动读者选择大卫·休谟。因此，此次调查结果是英国公众自己的选择，具有较强的权威性。第二件事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已成规模。1995年在法国巴黎成立的国际马克思大会，每三年召开一次，至今已经召开了四次，每次的与会者都多达千人以上。第三件事是，2000年年末，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俄罗斯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1500人中，有14%的人选择了列宁，列宁成为俄罗斯人心目中的“世纪人物”之首。显然，马克思主义已冲破意识形态的樊笼，不仅是生活在东方的中国人，而且也是生活在西方的人们，解析所有复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现象的有力工具。
　　在此背景下，我们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经典化历程，对我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大有裨益的。一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作为西学东渐的一个分支，之所以取得了最终胜利，首先在于它有着儒家经典和其它西方思潮所不可比拟的优势。这可以分别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与儒家经典的历史积淀不同，但马克思主义经典更具时代性。儒家思想自孔子、孟子、荀子和董仲舒提供了经典文本以来，历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在吸纳道家思想精华和理论建构方式以及佛学的精髓和理论推理逻辑的基础上，形成了理论形态较为完备的宋明理学，使得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基本纳入了儒家经典之中。但是从思想形态上讲，儒家经典携带的所有思想都是“传统”思想，其思想类型的特质是传统的。就思想积累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历史是短暂的，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是在现代社会兴起之时产生的思想经典，因此，它充分吸纳了现时社会的营养。马克思主义经典历史积淀的厚度，不是来自于自然的历史延续，而来自于当下历史运动的强有力的支持。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的诠释，可以将当时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的重要资源吸收到自己的思想之中。这是儒家经典所不具有的思想诠释条件和历史积淀优势。
　　有鉴于此，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相比，儒家经典与时代的疏离距离要远得多。儒家经典的目标是治乱和维护秩序，具有思想上的守旧性和行动上的复古性，与古典中国历史的需求有着内在的吻合性。而马克思主义经典则是革命的经典，具有完全不同于儒家经典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在中国处于转型时代的情况下，儒家经典满足了革命、变革时代，人们面向社会历史，革除旧观念与旧秩序的普遍愿望和要求。儒家经典的诠释所依赖的是，它所携带的古典思想的理性成分的多少，而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诠释，则依赖于自己对于当下社会运动的症结与出路的准确诊断。儒家经典因为其历史积淀的厚重，已经无法对于社会政治活动的历史蕴涵与当下状态进行准确诊断了，而马克思主义经典反倒显示出自己对于人们把握现实历史的价值与效用。
　　第二，思想精英的自觉选择以及这一选择对于经典的处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与集中到儒家经典诠释上的思想家人数相比，集中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诠释上的人数具有绝对的优势。一是，凡是接触现代西方思想的，就难以完全回避马克思主义经典。所以被称为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人士倒是中国最早接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士———比如在中国最早提到马克思的就是梁启超。1936年郭湛波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将时人孙道升撰写的《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一文收入附录，该文将当时的中国哲学分为两类八派，马克思主义哲学列为“纯宗西洋哲学”类中的“新唯物论”派。孙道升指出：“这派哲学，一入中国，马上就风靡全国，深入人心。他的感化力实在不小，就连二十四分的老顽固受了他的熏陶，马上都会变为老时髦。平心而论，西洋各派哲学在中国社会上的势力，要以此派为最大，别的是没有一派能够与他们比肩的。”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对于急于寻找转型中国出路的思想家们具有一种说理透彻的思想清晰性。与儒家经典相比，马克思主义经典具有前者所没有的科学基础、逻辑力量和规律声称。它确实可以带给思想者以思维的喜悦与乐趣。一些曾经对于儒家经典有深厚修养的前沿思想家，诸如李大钊、陈独秀，以及后来的毛泽东，转而抛弃儒家经典的诠释，并以对于儒家经典教诲的反叛作为进入现代经典、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前提，这对于儒家经典解释是一种几乎是彻底的瓦解性的力量。
　　另外，现代中国解释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所具有的典型浪漫气质和对经典深入浅出的把握与解释能力，使得他们的解释既可以满足学术思想研究的需要，也可以满足基层民众行动的需要。如艾思奇、李达等人，而毛泽东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既能够使得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认同具有任何接受者都可以接受的内涵，又能够使之进一步通俗化，使得马克思主义经典得以以社会大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形式渗透进社会各个阶层。二离开文本，思想的经典化便不可能实现。如果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新中国的成立，则为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系统化整理和诠释提供了制度上和体制上的保证。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纲，因此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
　　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便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并专门在学院里设立一个编译部，负责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翻译，院长张闻天兼任编译部主任。1938－1942年延安出版了一套《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和一套《列宁选集》。延安整风开始以后，在毛主席的提议下，中央通过了关于翻译工作的决定，并决定成立翻译校阅委员会，以审查和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译文的质量。中央要求把这项工作作为对党最负责的工作做好。毛主席还勉励翻译工作者，说“学个唐三藏和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由于党中央的重视，尽管当时条件很困难，翻译人员少，工具书又有限，但还是翻译出版了马恩列斯的一些主要著作。
　　真正系统地编译马列著作是在建国以后，1953年1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任务是有计划地系统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1958年就完成了《斯大林全集》的翻译出版，共13卷，约300万字。《列宁全集》38卷的翻译是在国庆十周年时全部完成，约1600万字。《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实际有39卷，因俄文版第39卷出得晚，这一卷是两年后才翻译出版的。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翻译任务更为艰巨，俄文版先出版39卷，后又出版11卷补卷，共50卷。每卷50万字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不仅篇幅宏大，而且内容艰深。翻译确实不容易。第一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从1955年开始翻译，到“文革”爆发，共出版了21卷。“文革”开始后，这项工作被耽搁了几年。1969年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编译工作得到恢复。到19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全部出齐，约3200万字。
　　1982年党中央决定编译《列宁全集》第二版。为什么编第二版？因为39卷本的《列宁全集》所收的文献远远不全。原苏联在出版39卷本全集的基础上又出版了55卷本的全集，另外还有不少列宁文献尚未包括在内。编译局作了大量调查和搜集工作，编辑了60卷本的《列宁全集》，重新校订了译文，编写了注释、人名索引等各种资料，于1990年全部出版。这是我国自行编辑、收录文献最全的一套《列宁全集》。1986年中央又决定以德文版为基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目前，我国哲学工作者，正在积极参与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主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历史考证版的整理工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是在解决具体的实践问题时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的，历史考证版所要解决的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背景问题，这对我们完整、准确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对提升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水平也是一个极好的机遇。
　　文本是我们了解和把握经典的重要依据，文本质量直接决定了我们对经典的理解程度和研究水平。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研究将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更加接近于历史实际，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将更加系统、完整、准确和科学。三马克思主义成为经典的关键，在于它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及其所产生的显著成效，而这又充分体现于毛泽东、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诠释和运用。
　　1987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第一次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诞生了邓小平理论。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首次做了科学的界定，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和十二大又做了进一步解释。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揭示了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是经过民主革命而发展到社会主义，并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指引党和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思想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提出以和平方式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思想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艰辛探索的初步成果，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指引党和人民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些都是此前马列主义教科书上所没有的，是具有独创性的，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关于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在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江泽民做了系统论述。江泽民指出，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就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的问题，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经典化历程告诉我们，经典是对现实社会问题深入思考的产物，有着自身的原创性品格，在人类历史文化遗产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在人类文明的传承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每当社会动荡或社会转折时期，它会给人们以新的启示，成为创新的源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正值中国社会面临大转折阶段，无论是外来的西方社会思潮，还是立足于中国传统而产生的新思想，都在社会变革中经历了大潮大浪淘沙般的历练，最终，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经典是在不断的诠释过程体现自身品格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20世纪初传入中国，由于时代的限制和革命阶段的局限等原因，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不全面的。无论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模式，还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之所以产生不良后果，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关结论的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是体大思精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对它的把握决非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迄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文本还缺乏全面整理，许多思想的形成机理还有待进一步探究、理清。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整理和诠释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
　　经典不是教条，不是任意摆放的标签，它的生命力在于能够为实践中遇到的各种新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新世纪伊始，正当西方世界越来越关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候，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也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死守着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和某些结论不放，而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不断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创作的历史背景。正所谓“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便是我们的“源头活水”，我们应该重视对它的阅读和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