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年，东走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在上海投资创办了广智书局。该书局成为康梁向国内传播其政治理想的思想阵地，它重视历史类、政治类图书的译介，力图通过图书出版帮助国内知识分子建立对世界局势和中国形势的新理解，吸纳被边缘化的精英群体。
　　20世纪初年的上海出版业，除了商务印书馆外，广智书局是较有影响的出版机构。当年， 《国民日报》 《中国白话报》等报刊上不断刊出 “文明绍介”栏目，所介绍的图书大多由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等出版机构出版。广智书局创办于1902年，在其存在的十余年时间里，出版各类图书400余种，其中历史类图书77种，译自国外的历史类图书64种。一上海作为近代不平等条约中第一批开放的通商口岸，风气较为开放，交通便利，自然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枢纽。出版机构负责人也认为，只有在上海，图书才能有更好的销路， “各处的购书者，都到上海来选取，各处的书商，都到上海来批发”。 “上海者，中国文明之薮，翻译局遍设，书肆满衢，皆可以输入文明者也。然非印书局不为功，上海最大之印书局为商务印书馆，而广智、而华洋、而铸古，以及其他大小印书局，盖不以枚举。”
　　1902年初，广智书局选择在上海创办，书局对外公开的老板是冯镜如。然而，书局幕后主持人是康有为、梁启超。康、梁与冯镜如结识于戊戌政变后。戊戌变法失败，康、梁东走日本，在横滨结识了香港商人冯镜如、冯紫珊兄弟。《清议报》就是在冯氏兄弟的资助下发行的。此时康、梁尚受到清政府的通缉，康、梁看重冯镜如的香港身份，以冯氏名义作为出版发行人，必定会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
　　康、梁等人创办广智书局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有了很长时间的筹划，并进行过实践。1897年大同译书局创办，可以说是康、梁出版思想的一次实践，但是大同译书局仅存在年余就被查禁了。康有为、梁启超身在日本，却十分关注国内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影响国内知识分子的思想是康、梁创办出版机构，译介图书的重心所在。梁启超创办 《清议报》、 《新民丛报》就是例证。广智书局设立在国内，主要出于以下方面的考虑。其一，宣传政见，占领舆论；其二，设立书局便于自著图书出版；其三，国内设立书局能够盈利。康有为认为，“八股新变，考试皆取外国之学，以数百万之童生，数十万之秀才所用，故新书大销争售。外国土地、宫室、人物影相亦争售，四川、云南、甘肃之僻地，价皆数倍，观今广智书局昼夜赶印不及可见。”广智书局1903年前后发行的出版物印证了这一点。
　　广智书局初期运行经费主要由梁启超通过募股的形式筹得。 《梁启超年谱长编》中有言： “壬寅春间在上海开设广智书局，经理为梁荫南，总经理为黄慧之，驻横滨总管全局出纳，十年携款至沪开办，不过六万元。”然而，广智书局的管理架构甚为复杂。最初，梁荫南不懂书局管理，在1902年、1903年连年亏损，书局不得已，在1903年夏改由梁启超的弟子何擎一负责。管理财务的黄慧之又涉嫌贪污，把书局推向了崩溃边缘，直到1904年初，书局方解决此问题。
　　广智书局步入正轨，不仅在上海有总局，在北京、南昌等地设有分店。当然书局运行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书局经历管理不善、贪污等事件后，徐勤向康有为提出建议， “凡办事，外人多不可靠，必须同门乃可”。这导致后来广智书局的著者、译者中多为康氏门人。图书印刷不及时也是书局发展的障碍。书局最初拟定的出版方案并没有得到落实，康有为撰著的 《物质救国论》也延期至1908年方才出版，康有为也因此大为光火。由于广智书局出版计划执行不力，书局管理者经营不善，盈利收入支出繁杂等因，导致书局运行渐入窘境。1909年以后，广智书局的图书出版在社会上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以至于在1911年统计的出版机构名录里面，竟然找不到广智书局的名字。1915年，广智书局被其它书局收购。二19世纪中后期，西方传教士在华出版机构纷纷设立，它们以欧洲出版的著作为蓝本进行翻译，而广智书局以日本出版的图书为蓝本进行翻译。广智书局译介日本的图书与中外社会形势的变化有紧密的联系。广智书局在 《日本维新三十年史》中写道： “日本近日进步之速，一日千里，故十年间变更之现象，比诸前代百年千年，尚或过之。然则据黄书以求日本今日之国情，无异据明史以语中国今日之时局也。且甲国人言乙国人之事，必不能如乙国人自言之详确也。”由此，我们大体可以概括出从日本译介图书的缘由。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广智书局在成立之时曾经制定了宏大的出版计划。在 《清议报》第一百册里，梁启超进行了广告宣传，并列出了书单，包括 “已译待印书目”、 “编译中学教科书”、 “广智书局小丛书”等。广智书局出版的图书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哲学、法律、医学、社会、军事、教育等门类，同时还有历史、地理、物理、化学、数学、德育、体育等学科的教科书。初步统计，广智书局出版图书达400余种，平均每年出书近三十种。在书局最初成立的1902年、1903年，两年共出版图书160余种，占广智书局出版物总数的41%。自1904年至1909年的六年时间中，广智书局出版图书185种，占出版图书总数的45%。1910年至1915年，书局出版图书数量仅占总出版物的12%左右。
　　广智书局出版的图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重视政治类、史地类图书的译介，重视实学图书出版。广智书局政治类图书占总图书种类的六分之一强，史地类图书占到总图书种类的三分之一多。这种译书主张与 《西学书目表》、 《大同译书局叙例》所言具有一致性。第二，译介图书 “以东文为主，辅以西文”。在广智书局的所有出版物中，译自外国图书194种，占总出版物数量的一半左右。而在译介的外国著作中，译自日本学者的作品又占据了多数。仅有极少数作品译自或者转译自美、英、法等国学者的著作。这与当时在华的外国出版机构译介图书对象有极大差异。第三，出版的中国学者著作中以康、梁作品为主，译介作品的承担者多为中国留日学生。广智书局共出版梁启超自著图书26种，翻译著作6种；出版康有为著作11种，主编期刊1种。担任外文图书翻译的译手主要有赵必振、麦孟华、麦仲华、麦鼎华、梁启超、周逵、罗伯雅、陈鹏、罗普等人。第四，出版图书种类繁多，图书出版没有系统规划。从统计出的广智书局书目可知，书局翻译的图书包罗万象，涉及了当下学科分类中的所有学科。出版图书繁杂，导致出版物没有系统性。这在一定程度上缘于广智书局对利润的追求。
　　书局在最初成立的几年中，在上海书场颇有影响。但是，书局将盈利作为一个重要目标，使其逐渐丧失了特色与地位。广智书局最初看好了科场考试的图书需求，译介之书成为科场士子的宠儿。广智书局的历史、地理、政治类图书经常出现 “赶印不及”的现象，一书年内再版并不稀奇。清政府废除科举考试之后，学堂大兴，教科书又成为广智书局的出版对象。然而，广智书局没能够成为学部审定的教科书出版机构，所出版图书积压甚多。三20世纪初年， “历史类”图书销售最为可观，究其原因有二：一是 “史皆事实，故译笔率皆畅达，便于省览”；二是 “此次科场，皆问各国政事，故不得不略求其端绪”。除此以外，中国传统文化中 “经”、 “史”占据了重要内容，“经”属于上层建筑层面， “史”属于实学层面。以史为鉴，发挥史学的求真致用的功能是历代学者、知识阶层追求的目标。据统计，广智书局共出版历史类图书77种。其中，国人自著13种，译介国外著作64种。广智书局译介历史类图书名单不再赘述。广智书局译介历史类图书的主要特点体现在：
　　第一，出版亡国史、大国衰亡史，以及国别发达史、名人传，挽救民族危机，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20世纪初年，中国再次遭受西方列强群体式掠夺，中华民族岌岌可危，有志之士无不摩拳擦掌。广智书局出版的 《史学小丛书》对亡国史、大国衰落史、独立史、名人传异常关注，出版了 《犹太史》、 《埃及史》、《意大利独立史》、 《希腊独立史》、 《德相卑斯麦传》、 《伊藤博文》等著作，意在彰显民族气节，表彰优秀人物、爱国志士在民族崛起中的贡献。
　　第二，出版世界发展史，关注当代世界发展新趋势。书局译介了一批当代史、外交史著作，如 《欧洲十九世纪史》、 《十九世纪大势略论》、 《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 《今世欧洲外交史》、《现今中俄大势论》等，特别关注世界的发展动向和各国之间的外交策略。
　　第三，重视文明史著作以及政治、商业、经济、法律等专史的译介。田口卯吉是19世纪后半期日本文明史学的代表人物，他以近代西方史学观念来撰写《中国文明小史》。 《中国文明小史》内容不局限于政治和战争，而扩展到宗教、哲学、风俗、礼节、建筑、文学等领域，给当时中国史学界带来了一片清新的空气。文明史书写方式改变了以往史书撰写方式，内容更加丰富，对20世纪初年中国史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样，在文明史的影响下，各种专史研究和论述也逐渐丰富起来，宪法史、政党史、制度史、外交史、商业史、财政史等各种专史书籍不断出现。
　　第四，出版历史教科书，适应了社会需求。戊戌变法期间以及之后，特别是清末颁布 “壬寅学制”、 “癸卯学制”以后，全国各地大兴办学堂，注重历史教育，特别是重视外国历史教育，以资借鉴。广智书局出版自著、译介教科书近五十种，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求。在历史教科书方面，译介出版的 《泰西史教科书》、 《支那史要》、 《中学西洋历史教科书》等历史教科书，尽管没有通过学部审定成为官方教材，但同样受到了各学堂的欢迎。四尽管广智书局图书出版具有一定“功利性”,但是书局历史类出版物的潜在影响深远。图书翻译者对中国社会问题的 “关照”表现尤为突出。译者在 《中国财政纪略序》中写道： “中国百务失政，腐败不堪。今日欲锐意整理，昌言改革，诚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当局所最棘手者，尤莫如财权尽失一事”， “财权既失，则外制于人，内穷于己”。译者翻译 《中国财政纪略》是为了“有心者”能从中得到财政管理的借鉴。广智书局译介历史类图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其一，书局译介的历史类图书采用新的史书编纂体裁和体例，推动了 “新史学”思潮的发展。日本式的文明史编辑形式对近现代中国的史书撰写尤其是自编历史教科书撰写，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教育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世界史将中国纳入 “普遍历史” （UniversalHistory）的架构中认识，对于国人认同西方列强的发展进程，认识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专门史”著作的译介，不仅改变了史家对 “中国之过去”的认识角度，而且影响了中国的历史书写模式。
　　其二，国人对本国发展情形，西方国家的侵略行为有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东亚将来大势论》、 《东亚各港口岸志》等史书，主要论述了中国当时的发展状况、中国在东亚的地位，以及列强对中国关注的目的及动向。 《十九世纪大势通论》认为，有形之战争已经稍息，“无形之战争必日起而日烈，杀人如草，流血无声，而国家之兴废存亡，必与其工商业之兴衰而决之。”处于世纪之交的新式知识分子读之，又怎能对国家民族之危亡熟视无睹呢。
　　其三，书局所译介的外国史书在中国的社会运动、史学思潮、学校教育、思想变革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史书的原著者均为外国人，日本学者居多，他们不可能站在中国社会立场之上思考问题，甚至在行文中使用污蔑性的语言，但是，这些出版物在中国语境中的确发挥了资鉴的效应，译介的史书契合了 “救亡”的时代主题，符合社会的需求。
　　其四，广智书局译介的史著在树立国人世界观念，增强 “国家”、 “民族”、“社会”等政治观念方面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译著行文中 “国民”、 “国家”、“社会”、 “实业”、 “财政”、 “外交”等词语随处可见。在进化史观的指导下，译著突出社会发展大势，读者能够重建历史事实 “互为因果，连绵总续”的关系。译介的日本史著受到一些中国学者的好评， “日人新编，较为扼要，且多新识”。五清末民初，中国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思想、社会危机， “中国进入世界”和 “世界进入中国”一样都不可避免，作为民营出版的广智书局与社会形势变化紧密相连。从社会影响而言，广智书局译介的图书，促进了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他们通过阅读最新历史类、政法类等图书，对世界发展的不均衡性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对非欧美地区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烈的认同，对政治和政治参与产生了新的理解。中国社会精英再次思考应对社会变化的策略。从史学演进角度而言，广智书局译介的历史类图书为 “新史学”思潮的深入开展起到了推动和延续作用。新的史书体裁、体例，新的史书撰写风格，为 “新史学”的 “立”奠定了基础。 《支那史要》、《日本维新三十年史》等书在极短暂的时间之内多次再版，显示了社会的迫切需求，彰显了出版人的学识和时代责任感。
　　此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演进”（14FZS034）阶段性成果，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3期。）
(□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赵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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