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1935年4月25日—2018年3月18日）


　　李敖已逝，对他的总体评价，才刚刚开始。他真实的影响力，也在准备显形。从此评论者们无法再去质询，印证，批驳，阿谀本尊，哪怕公然诬蔑，也无法起逝者于地下，再作回应。这一道舆论的炼狱之门，才刚刚开启。
　　于是我也在扪心自问：当此节点，面对李敖这样一位“熟悉的陌生人”———素无交道，又影响深植的写者，该说些什么呢？照时下入殓文的爆款，一是悲情痛呼失去导师；一是绝情冷嘲过气文化明星；一是深情怀缅年少时的震惊向往。李敖的好处，是哪一条都挂得上，而且本人金句就很多。这种逝者，真是文字入殓师的至爱。
　　我想来说说李敖的最大人设：吵架王。
　　李敖应该算是胡适的弟子，但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在白话文时代，李敖与鲁迅最相似。李敖曾经自称包揽五百年来白话文前三。其实白话文时代，也就一百来年。如果评选这一百年的“吵架王”，鲁迅与李敖之外，恐怕不做第三人想。王朔韩寒，都是小焉者。我们可以说，用白话文吵架的传统，鲁迅创其始，李敖扬其波，他们两个人，是近代中国文坛吵架史的巅峰。
　　这一百年，中国各种激战辩论，擢发难数，何以鲁迅李敖能成为巅峰？不仅仅是二位天纵奇才，需要天时、地利。
　　先说天时。中国传统人格养成谱系里，儒家无疑是最显型的因素。儒家的吵架王是孟子，但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矣”。到底个人是不是好辩，只有天知道。但一定要表现出作者的委屈：我不是好吵架，我也想温、良、恭、俭、让，我也想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可是———大义面前，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欧阳修）！这就难怪康熙四年，儒家学者杨光先将他攻击、批判西洋传教士、西洋历法的各种奏疏文章汇集成书，书名就叫《不得已》。
　　但是中国传统人格，在儒家温良恭俭让的面貌下，其实有一股悍厉狠勇的潜流，那就是法家。法家祖师之一韩非，据说是个结巴，所以狠劲儿不在嘴上，而在笔下。但是法家这种特质，除了以吏为师的秦朝，浮出水面的时候很少。大部分时候，中国人的吵架传统，暗涌在各地衙门的讼状、刑名师爷的判语、六部书吏的批文、党争私斗的奏疏之中。与青词、祭文、碑铭、朱卷、小品，一明一暗，一显一隐。两部分文字，共同构成了中国文章史。
　　在传统中国，吵架文不能公开，一旦公开，儒生的风度颜面尽失，文人之争，宜温柔敦厚，不宜赶尽杀绝。以斗争为事，以斗争为乐，以斗争为业者，根本上不了士林的台盘。这个传统，被鲁迅与李敖打破了。
　　之所以说天时，是因为儒家的礼仪强制性在近代被基本摧毁，“法家人格”也有了独立生存的空间。鲁迅曾说自己中庄周与韩非的毒太深，庄周随便，韩非峻急，这两者都不为儒家正统所喜。鲁迅李敖对儒家正统的反叛程度，明代有李贽徐渭这样的先驱，但鲁迅李敖却没有落得李贽徐渭那样的下场。苏雪林写信给胡适，骂鲁迅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胡适并不认同，反称苏雪林的说法是“旧文字的恶腔调”，也就是说，将行为离经叛道者冠上“名家罪人”而以大义诛之的时代过去了，这才有了鲁迅李敖这种“吵架王”存在的可能。
　　说鲁迅李敖是吵架王，跟他们都喜欢，或者说，不怕打官司有关。中国传统总强调“息讼”，秀才帮人写状子，是有可能被褫夺功名的。文人也一向不喜欢上法庭。鲁迅打官司不算多，但最著名的两次，都是主动，都是为了维权，一次是以下告上，向平政院起诉顶头上司、教育总长章士钊滥用职权，罢免自己教育部佥事之职；一次是以师告生，要求学生李小峰创办的北新书局赔偿拖欠的版税。这两场官司，放在比较温和怕事的文人身上，恐怕都没有那样决绝的态度。而鲁迅的毅然出手，对法律的信任与借用，在现代文人里也是独一份。
　　至于李敖爱打官司，那更是尽人皆知。具体因由姑且不论，懂得、善于利用法律保护自己，是李敖与鲁迅共同的特点，也是两位吵架王行走江湖的护身法器之一。
　　鲁迅与李敖，虽然异代异地，但所幸已大致沐浴在法治的光辉之中，鲁迅时代有白色恐怖，好在有租界庇护。李敖在戒严时代付出了坐牢三次的代价，但毕竟台湾当局有所顾忌，抢书抓人，却不敢轻取人命，也才有了“文化太保”李敖能得善终的奇迹。
　　是的，这是一个奇迹。有法可依，这就是两位吵架王得以诞生的地利。
　　李敖学理政见上认同胡适，文章风格更像鲁迅。从李敖自己塑造的文字形象来看，他确实是有意识地一反传统“君子”的那种清高形象。李敖曾说，从历史上看，君子都斗不过小人，因为君子要讲形象，要有底线，而小人无底线不要形象，不择手段。君子要想斗赢小人，也必须不择手段。李敖在《李敖快意恩仇录》里有一段表白：
　　多少年来，在国民党堵塞每一种渠道的暴政下，大丈夫“没有正常的用武之地”，要想出头，难免要有一些世俗眼中的“花招”、个性、新闻性，但这些招数使出来，你就不可能有“正人君子”的“清望”形象了。……视正常为反常，这种代价，是我们志士仁人不得不付出的。
　　这一点，能看透的人不少。但是能够身体力行，又能化险为夷者，好像也只有李敖一人。同样以自由主义立场传承儒家“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传统，胡适、殷海光、雷震，都做了很大的努力，李敖也一样。但李敖的下场，没有前辈们的凄凉之感。
　　自然，吵架王并不全是正面意义。吵架要吵赢的要义，在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且要多用归谬法，比喻要形象，善于扣帽子，起外号，画对手的漫画像……这些手段，鲁迅与李敖都用得炉火纯青。
　　还需要补充的一点是，鲁迅李敖能成为吵架王，跟他们的经济独立有很大关系。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依附大树又谈什么特立独行，独抒己见？再能吵架，也不过是高级水军。要成为吵架王，一定要敢于、善于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以此求得独立发言、无惧无畏的底气。
　　李敖2005年来北大演讲，引了一句陆游的诗，给我印象很深刻：
　　最后，我引用宋朝大诗人陆放翁的一句诗，“樽前作剧莫相笑，我死诸君思我狂”。我在你面前跟你开玩笑、作秀，你不要笑我，因为等我死了以后，你会想我想得发疯。
　　李敖的一生，确实充满恶作剧的顽童气质。这一点，让很多大人先生挠头，也让很多后生小子失色。然而，这是我最珍视李敖的一点，毕竟在中国，世故的人太多，特立的人太少，吵架王不是想当就能当。好吧，这种人确实容易给人添堵。那就照柳亚子评苏曼殊的话好了，这样的畸人“不可有二，不可无一”。（来源：腾讯大家）
(杨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