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被认为是继“五四”之后中国第二次女作家涌现的高潮期。伴随女作家的涌现，新时期文学形成了重要的女性创伤叙事类型。从对新时期大一统的主流话语的同声唱和到呼吁男女社会平等的自主呼声，再到对女性自身成长经历中主体意识的真切审视，新时期女性创伤叙事完成了从无性别意识到性别意识觉醒的嬗变过程。新时期女性创伤叙事在关注与描写女性各种精神疾病的意象时，呈现出多样化的创伤叙事形态，见证了女性寻找精神栖息家园的艰难成长历程。
　　一、无性别意识下的同声唱和

      1978年第7期《北京文艺》发表的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是新时期第一篇女性创伤叙事作品，拉开了新时期女性创伤叙事的帷幕。这篇小说通过塑造梁启明这个受创者形象，揭示了“文革”给人们带来的创伤。尽管小说没有用过多笔墨刻画梁启明，直诉“文革”悲剧，但通过少年的视角与简洁的对话，在隐忍的字里行间，将“文革”受创者梁启明的悲剧人生展示出来。小说里写梁启明在治病与良心之间面临的艰难抉择：要么陷害别人就能回家治病，但要在以后生活里承受精神上的自我拷问；要么忍受肉体病痛的折磨，但问心无愧。梁启明最终将精神痛苦深藏起来，坚守着知识分子的信念和良知。由此，“文革”对知识分子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伤害展露无遗，形成了对新时期主流文学的同声唱和。
　　在新时期文学的女性创伤叙事中，宗璞的《我是谁》是一篇颇为重要的作品。小说塑造了韦弥这个在“文革”时期既遭受了肉体上的批斗毒打，又承受着人格侮辱以及丈夫含冤自杀的精神痛苦，这样一个癫狂者形象。在一个人妖颠倒、是非不分的年代里，遭受多重磨难和打击的韦弥精神错乱，主体意识完全丧失。她不停地追问“我是谁”，发现自己是人们眼中的“牛鬼蛇神”，在自己眼中又幻化成毒虫，寻找不到作为人的自尊与人格，最终以投湖自尽结束了悲惨的一生。韦弥的女性创伤来源于集体暴力，当韦弥惨遭批斗倒地不起时，有人把她当作一个定时炸弹，不敢触碰，有人在观察后厌恶地逃离，还有人是雪上加霜地再踢上几脚。在政治运动中，做人的权利，人的意识、自由和尊严，人性的温情与美好，荡然无存。同时期的谌容是一位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严肃写作态度的女作家。她的《人到中年》揭示了动荡年代之后中年女知识分子的生存、待遇等现状问题，与《我是谁》直诉动荡时代的荒谬乱象形成了互补与顺承的关系，成为新时期文学中对来自于社会、事业、家庭重压之下的女性创伤书写的滥觞。
　　尽管质疑了一个荒诞不经的社会乱象，但从对“文革”创伤主题的选择、呼唤话语模式的运用及光明结尾处理的窠臼等方面来看，新时期女性创伤叙事并没有逃脱新时期之初创伤叙事的意识形态烙印。如《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中“总有一天，春天会来，花会盛开，鸟会啼鸣。”《我是谁》中“然而只要到了真正的春天，‘人’总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或者说，只有‘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才会有真正的春天。”显然，新时期张洁、宗璞、谌容、茹志鹃等女作家的女性创伤叙事，体现出与男作家相同的创伤叙事方式，以吻合主流话语的创伤叙事加入到新时期文学的建构中，呈现出以创伤隐喻来指涉创伤历史的文学现象，构成了新时期文学中女性创伤叙事的无性别意识下的同声唱和。
　　二、特殊人生际遇的异调吟叹

      除了无性别意识下的同声唱和外，新时期文学中的女性创伤叙事还呈现出特殊人生际遇的异调吟叹。作品引发较大争鸣的这类作家有：具有“跨界”身份的张抗抗、在“文革”中被称为文坛“小钢炮”的戴厚英和因哥哥之死受到精神创伤的遇罗锦。
　　张抗抗是一位幸运的作家，她在“文革”后期因创作出《分界线》而知名于文坛，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爱的权利》是张抗抗在“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创作的第一篇小说，主要讲述了“文革”期间女青年舒贝由于父母惨死而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她不仅自己不敢去爱，放弃爱的权利，成为一个苟且偷生的人，也极力阻止弟弟舒莫爱的权利。小说不仅描写了“文革”悲剧对舒贝心灵上的极大摧残，而且将舒贝从一个暴力的受创者逐渐走向暴力的共谋者这样的形象展现出来。不囿于创伤主题的揭示，而注重呈现创伤给人们造成的精神负担，表明张抗抗对于女性创伤的写作已经从非自主的应时功利性，转向自觉地对女性性别意识的探索。
　　戴厚英的《人啊，人》不仅对自己在“文革”中批判“人道主义”行为进行深刻的自省，更为新时期“人道主义”而呐喊。这样巨大的反差，加上她在“文革”中所扮演的“打手”角色，都使她在新时期招致各种非难、怀疑与争议。如果说戴厚英的《人啊，人》以对新时期“人道主义”的积极倡导发出女性创伤叙事的同声，她的《诗人之死》可以说从自身创伤经历出发，以发出女性独特真切的异调走进了新时期女性创伤叙事的视野。《诗人之死》写的是“文革”期间专案组女青年向南爱上了被看管的对象———“修正主义诗人”余子期。两人的爱情在各种压力下以余子期自杀身亡，向南在反思与忏悔之中得以新生而收尾。与其说《人啊，人》与《诗人之死》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加入到新时期之初血泪控诉“文革”暴行的行列，沿袭着新时期文学的创伤叙事，毋宁说两部小说都是以个体女性的身份，打开了女性反思、忏悔、倾诉与自省的情感闸门，拓展了新时期女性创伤叙事书写的视野。
　　与张抗抗和戴厚英相比，遇罗锦则以斗士的姿态，用喷薄的激愤在新时期文坛上昙花一现地书写着女性创伤。在遇罗锦的写作中，个体创伤不断成为她进行创作的资源，在反复改写与重述中书写着关于“文革”的女性、家庭以及集体的创伤，进行着无意识的自我治疗与自我修复。因为她的创伤经历以及创伤叙事就是为了某种情绪上的宣泄，以尝试达到走出创伤的目的。但遇罗锦因为小说里更加鲜明的女性性别意识而遭致批评，直至最后远走异国。她备受争议的成名之作《一个冬天的童话》有着明显的作者生活经历的影子。我们不应庸俗狭隘地将《一个冬天的童话》仅仅当作遇罗锦个人情感史的讲述，这里有作者自传式的创伤记忆，但更充满了一种渴望倾诉与被人理解的心理寄托。
　　显然，在新的历史阶段，这些女作家试图通过作品传达出独特的女性个体创伤。她们既想以自传或实话文学的形式来达到真实坦率的女性自我剖析，又想以文学的形式进行一定的组合、拼接与重构；既想表达女性个体在特殊历史时期遭受极大牺牲的创伤记忆，又想传达女性不甘命运捉弄，敢于追求幸福生活的一种渴望。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因女作家的特殊个人际遇而进行的创伤叙事，是新时期文学中女性创伤叙事的异调吟叹。
　　三、性别意识下的精神疾病

      疾病是人的生命历程中的普遍经历和遭遇，也是文学作品关注的重要主题。创伤与疾病密不可分，是生理疾病作用于心理与精神的内在感受。由于生理与心理的差异，与男性创伤叙事相比，新时期文学中女性创伤叙事的特质之一是通过对身体疾病的描写深入受创者的心理创伤世界。
　　《我是谁》中的女主人公韦弥始终处于一种极端疯癫的精神创伤状态，表达了在非常态社会里孤独无助、痛苦绝望的存在境况。这种疯癫形式的疾病在新时期文学伊始，更多是用来直接控诉造成疯癫的悲剧历史。残雪的《山上的小屋》，则摒弃了疯癫的政治意义，开始关注疯癫的精神虚幻世界。小说在将现实与历史完全虚化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更加非常态人际关系的疯癫世界，刻画了众多个体人物怪异行为中流露出的疏离、麻木的心理状态，探索了精神创伤中人性的弱点。如果说疯癫最初是作家以隐喻形式与现实世界联结的一种形式，那么到残雪这里疯癫不仅具有连接现实与历史的功用，而且将历史化为某种场景、片段烙印在人们心灵深处，成为精神上不可愈合的创伤，也使作家揭示出女体生存状态、精神世界以及人性弱点的内在属性。
　　与此同时，新时期文学中女性创伤叙事还涉及到对女性无名疾病的描写。《永远是春天》里的师丽华是一个性格温和、年轻娇美、积极上进的女大学生，但在与“我”这个老革命结婚后，竟然在苦闷与自卑中生病了。这种病在小说里被笼统冠以“身体不好，长期在家养病”来模糊指代。这里的疾病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心理疾病，它暗示了新时期家庭主妇的创伤来自对自身女性身份的质疑与心理重负的不堪，其实质就是女性自身价值的无法实现与认可。这是可悲的逃避行为，也是可怜的弱者象征。《诗人之死》里的春笋，因为“文革”中父亲被打倒的缘故，被分配到农村劳动锻炼，当音乐家的梦想成为空想。在长期郁郁寡欢中，得了精神方面的疾病，每天的事情就是反反复复咏唱《歌唱祖国》这首歌曲。显然，这里的精神疾病更是一种象征，父辈政治问题株连到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长，创伤的代际性在悄然传递。
　　因此，新时期文学中的疾病意象是女性创伤的隐喻，是女性创伤个人化的外在症候，它来自女性对自身生存状况陷入困境的认识。因为无力挣脱来自政治、社会、家庭与情感等方面的压力，于是以各种各样的疾病状态示以外人。女性的种种病症是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个人的各种因素的综合介入下发生的，因为女性的病症根源于她们所遭受到的巨大的心理创伤。当无法、无力、无权理解和应对创伤时，不管是逃避还是面对，不管是沉默还是倾诉，都被具化为各种外在古怪的、不可思议的行为。新时期女性创伤叙事在性别意识下对精神疾病的表述使之呈现出独特的创伤特质。
　　四、寻找栖息家园的成长历程

      虽然新时期文学中的女性受创者受制于政治、男权与身体等因素，遭受着来自不同层面的精神创伤，但无论是从性别意识探讨政治社会中女性首先作为人的生存处境，还是立足于社会两性分工与家庭角色来思考女性的价值所在，亦是从畸形人性与精神裂变来揭示女性的成长与解放之艰难，可以说新时期女性创伤叙事都是关于女性不断寻找精神家园的成长叙事。
　　囿于政治环境、男权社会与性别差异，新时期女性创伤叙事讲述女性受创者的成长故事时，呈现出探寻精神家园之路的艰难与单一。《一个冬天的童话》里的罗锦的创伤源是“文革”中哥哥因反动言论被批斗乃至处决的痛苦。因为哥哥，家庭处于被批斗和改造的政治境遇，进而酿成自己判刑坐牢、下乡劳动，家庭陷入生存危机的境况。《人啊，人》里的孙悦在“文革”政治运动开始后被冠以“铁杆老保”、“党委书记的姘头”而遭致批斗，进一步导致孙悦被丈夫抛弃、婚姻解体的惨剧。《淡淡的晨雾》中的梅枚在“文革”政治运动中，从单纯的不自明“文革”毒害到逐渐意识到丈夫是深受“文革”极左倾向影响的畸形者。这种思想转变使她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逐渐成熟起来，寻找到精神依靠。
　　在创伤叙事视域里，女性受创者无论是在政治社会中还是在婚恋情感中，也不管经历了怎样的创伤心理，总是在逐渐觉醒的女性意识作用下，认识到作为女性个体存在的尊严与价值，走向被救赎或自我救赎之路，并最终寻找到精神家园。小说里的罗锦、孙悦、梅枚等女性，她们除了为作为人的自由与权力抗争外，更是为了作为女人的自由和权利而进行抗争。因为小说里涉及性别自我的最真切的女性体验、最无奈的女性创伤话语，许多被掩盖在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女性成长主题里。一旦突显女性性别身份，对女性自我体验或女性创伤的书写与展示，都会引起激烈的争论与如潮的批评，甚至用伦理道德的标准来判断是非。《诗人之死》问世之艰难，《人啊，人》与《一个冬天的童话》所受到的批判与非议，《北极光》《在同一地平线上》《我在哪错过了你》所引起的论争，无一不说明在女作家的笔下，女性角色的性别自我不仅朦胧暧昧，必须覆之以 “人性”、“灵魂”等超性别的光环，而且对女性自我的追问或对女性境况的书写，不断被指认为可悲的出轨、偏离与误区的写作困境。追问女性自我和书写女性创伤的独特话语是女性创伤叙事的另一种路径，只不过它需要剥除小说文本中社会时代、政治历史的外衣。在隐匿的小说文本之中，在引发的一次次疾风暴雨般的论争与批判之中才能逐渐被发掘。

      五、结语

      总之，与男性形象相比，新时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遭受着更深重的心理创伤，也承受着更苛刻的社会舆论。从女性创伤叙事视域审视，无论是无性别意识下的同声唱和，还是特殊人生际遇的异调吟叹，女性创伤叙事最终回归的是女性共通的创伤情感世界。在创伤叙事表达中，女性创伤叙事通过对身体疾病、生存状态的关注，更深入地展示出受创者的心理创伤世界，也呈现出新时期女性寻找栖息家园的成长历程，丰富了新时期创伤叙事的多彩画卷。
　　（本文摘自张婧磊著：《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版）
(文学院 张婧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