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琏为媒，将尤三姐介绍给了柳湘莲。柳湘莲以传家之宝鸳鸯剑为定亲信物，托贾琏带给尤三姐，“三姐喜出望外，连忙收了，挂在自己绣房床上，每日望着剑，自笑终身有靠。”

不久，柳湘莲来到贾府，与贾宝玉攀谈之间，对自己仓促答应这门亲事产生了悔意。他先是疑惑贾琏交际甚广，为“古今绝色”的尤三姐定亲“如何只想到我”，进而怀疑“我又素日不甚和他厚，……忙忙的就那样再三要来定，难道女家反赶着男家不成。”于是向宝玉询问尤三姐“品行如何”。面对询问，宝玉只是模棱两可地说：“你原说只要一个绝色的，如今既得了个绝色便罢了，何必再疑？”当宝玉说到尤氏姐妹是贾珍之妻尤氏的继妹，并且在宁国府住了一个月时，“湘莲听了，跌足道：‘这事不好，断乎做不得了。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于是以“姑母已为自己定了亲，不好违背”为由向贾琏索回鸳鸯剑。在与贾琏争执之时，“尤三姐在房明明听见。……今忽见反悔，便知他在贾府中得了消息，自然是嫌自己淫奔无耻之流，不屑为妻。”“连忙摘下剑来，将一股雌锋隐在肘内，出来便说：‘你们不必出去再议，还你的定礼。’一面泪如雨下，左手将剑并鞘送与湘莲，右手回肘只往项上一横。可怜‘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芳灵蕙性，渺渺冥冥，不知那边去了。”

尤三姐之死可惜、可怜，其原因，广义上来说，自然是“受恶浊现实环境戕害”“其罪魁，乃宁府也，社会也，时代也。”（张俊、沈治钧《新批校注红楼梦》）就其自身而言，主要在于她置身于污浊肮脏的宁国府时，“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身不由己，不得不混迹于贾珍、贾蓉父子的淫威之中维持生活，虽以嬉笑怒骂的方式竭力保持自己的清白，却也误得淫名，声誉受损，面对深爱的人对自己品行的怀疑，无法辩白，最终不得不以死“明其志，证其情，显其洁”。

无论对于家庭还是个人，声誉的重要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也更为国人所重视。所以，“出淤泥而不染”的保持自身洁白，不同流合污之意，深深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成为对古代君子保持高洁操守和正直品德的要求。战国时楚人屈原，政见为贵族所不容，备受排挤和毁谤，忠贞不改，怀石沉江。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解绶归隐，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逸趣显示自己傲然物外的个性。周敦颐品性高洁，为官清廉淡泊，写下《爱莲说》，以莲自喻，表达自己特立独行的高尚人格和清廉之志；其为后代所订立的家规中“慎交游、禁游惰、禁赌博、守法纪，安本分”等，也无不透露出对家族、子孙声誉的高度重视。

一个人良好的声誉，是遵守道德、纯洁品行、规范言行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声望，是给他人的一种良好印象，也是一个人思想、品德、境界和人格高尚的标志。然而，也正是良好声誉的这种“标志性”，使得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沽名钓誉，利用声誉以获私利。《新唐书·卢藏用传》记载，唐朝书生卢藏用考取进士后，隐居在京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借隐居之举抬高声望，以谋求快速入朝为官，后果然达到目的，被朝廷请出来做官。被人当面讥讽“终南山的确是通向官场的便捷之道啊。”“终南捷径”一词由此产生。明道光皇帝推崇节俭，大臣们为追求节俭的声誉，获得皇帝青睐和信任，不但故意为自己的朝服打上补丁，甚至下朝后换上更为破旧的衣服，拎着箩筐去买菜，为了一文钱与商贩讨价还价，争得面红耳赤，并将此事广为散播。这种种行为传到皇帝耳朵里，也因此更加喜欢他们，使他们得以升迁成功。一时间，道光朝大臣节俭的极端案例层出不穷，沦为笑柄。

俗话说“鸟惜羽毛虎惜皮，做人最惜是名声。”人生活在世上，确实应该像鸟儿爱惜自己羽毛一样爱惜、维护声誉，但是，如果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过于追求一时“声誉”，过度在意所谓“口碑”，从而在原则、职责面前缺乏敢于担当和坚持的勇气，此种所谓“声誉”则会陷入虚伪，被公众所不耻。“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面对疑难病患，宁可赌上自己一辈子积累下的声望也在所不辞，为我们正确看待个人声誉做出了榜样。他82岁时，已到了“晚节”大过天的年纪，却仍然接下复杂的肝脏肿瘤切除手术。面对劝阻和反对，他说：我不过就是一个吴孟超，救治病人是我的天职———名誉算什么！在他看来，个人的声誉必须服从“人命关天”。

《红楼梦》中，柳湘莲择偶时，虽极端重视容貌，但面对尤三姐的“不良”声誉，仍不惜撒谎毁约；尤三姐虽努力保持一身清白，但自知声誉不佳，百口莫辩，只能用极端行为证明自己。《红楼梦》这一经典情节，告诉我们如何正确对待声誉，以及“出淤泥而不染”品格追求的重要性。